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样、潜力巨大。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发展民生事业，解决急难愁盼”“扩大产品供给，提升质量水平”“聚焦多样化需求，培育潜力产业”“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发展环境”4个方面26项举措，从战略战术方面做了前瞻性的和接地气的安排。

　　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老年人口规模，潜在的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巨大。2023年8月，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指出，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或将达到40多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攀升至12%以上，有望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老龄产业国家，银发经济将吸引万亿社会资本进入新赛域。

　　银发经济和老龄产业是对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而已，本身并无本质的区别。老龄产业也称养老产业、银发经济。养老产业是狭义的老龄产业，老龄产业是广义的养老产业。

　　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如鸟之两翼，不可或缺。老龄产业主要是营利性的（即市场福利、市场供给），而老龄事业主要是福利性的（即社会福利、政府供给、公共服务）。老龄产业是广义老龄事业的一部分。老龄事业是政府和社会运作的有关老龄工作和老龄福利。老龄产业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产业对策，涉及顶层的政策设计，体现了政府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老龄产业是指通过市场化、商业化和社会化途径，主要为满足老年人需要提供养老设施、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业和部门，涉及一、二、三、四产业，第四产业是指信息产业和智能机器人产业等新兴产业。广义的老龄事业包括老龄产业（提供公品和市场产品），这种说法彰显了政府在发展老龄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但应规范市场环境。政府要扶上马再送一程。譬如，政府应提供财政补贴、福利推动、床位补贴。

　　老龄产业可分为如下类别：一是养老地产业。宜老适老住宅建设。二是老年服务产业。主要有机构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养老方式，包括异地养老、老年护理和照料等。三是老年用品和辅具产业。例如，老年衣食睡行等生活用品、失能老人辅具用品等。四是老年医养保健产业。例如，老年病医院、临终关怀医院、市场化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疗产品和保健用品、老年健康咨询和服务等。五是老年金融保险产业。例如，以房养老，老年理财产品，为老年人提供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六是老年旅游产业。提供特种的老年旅游产品，如老人旅游公司。七是老年文化产业。为老年人提供文化用品和文化服务。譬如，有偿的老年教育和老年大学、老年文娱活动、老年杂志等。

　　老龄产业亦可分三类，即老年产品制造业（“上游产业”），老年用品销售业（“中游产业”）和老年生活服务业（“下游产业”）。一是老年产品制造业。上游产业包括了老年辅助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养老护理机器人的生产、老年住宅和房地产的开发、老年保健品生产、老年医药用品的生产、老年玩具的生产、老年生活用品的开发、老年书报的生产等。其中，养老地产业、老年养生产业和老年生活用品业备受瞩目。例如，适合老年人的容易消化、营养丰富、具有保健作用的食品；方便老年人活动、残疾老人使用的生活用品，如坐式淋浴设备、容易穿脱的衣服、自动配药服药定时器、“老人尿裤”“随身尿袋”等。二是老年用品销售业。老年用品销售业是指老年产品经过产业化开发之后需要进入市场交易。作为中游产业，直接面向市场，其产业规模和布局直接和上游产业相关。三是老年生活服务业。涉及的面很广，包括养老咨询、老年社会参与、老年学习和就业等服务、老年心理咨询和精神关怀、老年生活的居家照料等。其中，民办养老院机构养老服务，居家老年照护服务和老年旅居养老服务成为三大热点。老龄服务产业要关注和满足老年人对精神产品、服务产品和物质产品的需求。

　　养老产业方兴未艾，政府应承担兜底养老责任。老龄问题包括了人道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老年人问题的实质是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问题，但老年人的需求有特殊性和多样性。兜底养老主要针对贫困老人、失能老人、失依老人、独居老人，努力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兜底养老使老年人享受的是“低水平的养老福利”，我国为绝对贫困老年人构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形成了城镇孤寡救济、农村五保供养的政府包办的救济型老年福利制度。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我国老年服务福利化和产业化正统筹协调发展。

　　老龄产业应统筹兼顾盈利性和福利性。老龄产业的理想定位为社会企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企业让利于老年人，更多为老年人着想。坚持这个大原则，老龄产业才能赢得可持续的未来。社会企业从市场获得的利润可以部分回馈给老年人，不妨称之为“市场福利”。作为社会企业的老龄产业部门将部分市场赢利转化为市场化的社会福利，可产生正向反馈。

　　在理论上，老年时期的消费水平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是较高的。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或高于青壮年和少儿期的人均消费水平。2023年我国老年用品市场规模达5万亿元，产品种类和数量也具备了一定规模。老年人口拥有的物质财富所占的比重不可小觑，具有巨大消费潜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96亿。新生代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更前卫、更大胆。因此，积极回应老年人核心关切，从“关键小事”着手，满足各类养老需求，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同时，以供给创造需求，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老年生活。

　　老年群体养老心态、养老条件、照料水平悬殊，这也要求银发经济进行市场细分。根据需求多样性，银发经济可分出高端市场、中端市场和低端市场。目前的老年群体大多是“40后”至“60后”群体，他们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期积累了一定财富，很多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好的身体状态，他们可能比年轻人的消费能力更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农村老年人口购买力相对不足，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低于平均消费水平。应着力提高老年人口购买力，促进盈利性养老服务占比提高，实现养老服务业带动银发经济的发展目标。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提出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笔者认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存在着递进式的层次结构：第一层面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医、老有所助的功能性需求；第二层面是老有所爱、老有所尊、老有所伴的情感性需求；第三层面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美的精神性需求；第四层面是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的价值性需求；第五层面是老有善终的终极性需求。

　　养老有效需求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特别是养老保健行业、长寿产业、旅居养老业、养老服务业和机构养老产业潜力无限，健康需求、医养护需求、养老服务的需求带有某种刚性的属性。《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一书预测，2014年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元左右增至106万亿元左右。养老产业市场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老年人口规模、购买欲（需求+消费）和购买力（有效需求）。市场有个人市场（针对个性化需求）、小众市场（针对小众化需求）和大众市场（针对同质性需求和差别化需求）。

　　老年人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制约了养老产业发展。 “需要”（needs）不同于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s）。目前，我国老年人养老方式较为多样。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近70%城市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养老金，但在农村该比例仅为10%左右，42%的农村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靠家庭成员供养，而在城市该比例仅为17%。应该指出，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不一定局限于“自有收入”，一定程度上还可拓展到儿孙为主的亲属网络和老年社会福利。

　　老龄产业市场需要培育和激活。一方面，可以关注目标人群明确的“小众市场”，提供订单服务。我国老年人口众多，差异性大，细分市场，先开发中高收入老年群体或者具有老年刚性需求的小众市场。古典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通过产品的供给效应和人口的乘数效应的作用可能使“小众市场”成长为“大众市场”。以日本为例，日本一些企业努力提高老年人用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和美学含量。比如，为解决老人特别是有认知障碍老人的如厕问题，日本企业制造了排尿预报器，只要将其感应设备贴在皮肤上，预报器便能根据佩戴者膀胱的收缩程度判断是否需要如厕，并提前发出提示。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打通养老服务提供和养老服务消费之间的“桥梁”，激活养老服务市场，继而带动养老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养老服务由市场提供，但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于老人，同时形成老年人商业消费的氛围，刺激生产和供给，将养老福利、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例如，德国2008年决定从联邦预算中拨出400万欧元扶持科研机构、企业、老年人协会和消费者协会，以尽快催生德国的“老龄产业”。

　　养老福利是养老产业的推手。低收入的老年人不一定有购买力和对有偿服务产生有效需求，但政府可以购买商业化的养老服务。一方面作为养老福利分享于老年人，另一方面从消费终端来刺激和推动养老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养老服务业”不同于“养老产业”，两者是交叉关系。养老服务业包括了政府买单的公共服务和政府补贴的准公共服务，社会慈善的公益服务（典型如社会爱心人士提供的老年志愿服务），以及老龄产业提供的商业服务。

　　银发经济主要体现在服务型经济，拓展居家助老服务，应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意见》提出：“发展社区便民服务。聚焦一刻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改造一批社区便民消费服务中心等设施，引导老年日用产品实体店合理布局，鼓励商场、超市等开设老年专区或便捷窗口。”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是顺应老年人愿望、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民政部大力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重心向居家社区倾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服务资源布局，探索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一定进展。

　　老年人口增长化、空巢化、高龄化、失能化对老年服务产生了多样化的刚性需求。养老服务业紧扣老年人的需求，是老龄社会的基础性、支撑性产业。党的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老龄服务包括了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福利化、公益化和产业化是养老服务三个重要特征。养老服务业涵盖了养老服务产业。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不同，但互相支持。目前，我国居家养老社区服务依然存在供给性短缺，不能充分体现以老利和需求为本的原则。譬如，对老年人开展临终关怀以及安宁疗护，依然是养老服务的“短板”。

　　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各地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必须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凡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2023年12月，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8.7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9.4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4.1万个，比上年增长1.6%，床位518.3万张，比上年增长2.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4.7万个，床位311.1万张；其中，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1.5万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结构和设施23.2万个。由此可知，我国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瑞典大力倡导“居家养老”。在联合国发布的老年人“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瑞典，现有居家、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等养老模式。目前，瑞典90%的老年人生活在自己的家中，“居家养老”是瑞典养老制度的核心，该模式确保老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政府大力倡导居家养老，鼓励健康的老人留住家中，同时为其提供全天候服务。只要老年人提出申请，一经核准，便会有专业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医疗和家政服务，并为其配备专门的传呼和报警设备。当老年人不能再自理日常生活时，他们可以从市政申请家政援助，至于援助的级别则需要被评估。家政公司有公营和之分，费用则是由市政根据老人先前多年的纳税额度来买单。

　　毫无疑问，居家养老需要老年友好的环境支持。瑞典的公共交通为保障老人便利出行，有为老人设计的专门通道，公交和地铁上也有方便老人行动的老年人专座，还有经特殊改装的出租车专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特别的运输服务。仅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每年就有近300万次运输是使用这一服务。政府在进行居住地区规划时，通常会要求开发商确保相关配套设施适合老年人需求。支撑瑞典“就地老化”或者是“就地养老”的养老理念的是高度发达、全天候、全满足、高度满意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荷兰养老机构旨在引导老年人过上快乐生活。荷兰在长期护理和养老体系经营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快乐、活力为特征的养老体系，提倡“健康老化”“自然老化”。荷兰在2015年进行了以去机构化为主要目标的长期护理和养老体系的改革，“去机构化”使得荷兰在老年公寓和养老院养老的老年人口数量减少。养老机构的“去机构化”大致包含以下内容：一方面，防止不必要的机构管理的存在，让老年人成为自主服务和护理服务结合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管理对象；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养老机构环境，凸显家居特色，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去机构化”运动于1920年代在英国兴起，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允许被照顾精神病患者在社区里生活，保障他们独立的生活权利，弱化了传统机构隔离的服务方式。“去机构化”并非一定要求照顾机构解体，而是使其实现服务模式转型。为此，需要实现以下改变：机构从制约多的生活到制约少的生活，从大型机构到小型机构，从大生活单位到小生活单位，从集体生活到个人生活，从社会隔离到社会融合，从依存的生活到自立的生活。

　　挪威老人护理院追求高质量身体护理和精神赡养。挪威老年护理院高度重视老年人的需求，不仅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而且让老年人老有所尊。在挪威的大多数老人护理院，住院老年人和医生、、厨师等护理之比为1：1，我们不妨称之为“挪威护理比”，即“一流护理比”。挪威养老院重视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譬如，老人护理院还有心理医师、音乐理疗师，甚至有牧师这样的“另类工种”。

　　国外机构养老重视老年人的精神自养、共养和赡养。首先，老人应自爱自乐。正如瑞典出台的文件《未来老人政策》所说的：“在老龄化社会，虽然政府提供了福利体系作为根本保障，但老人们在社会及家庭中主动去寻找快乐同样必不可少。”老人自己是积极老化、活跃老化和快乐老化的主人。其次，机构养老更应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共养和互养，包括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精神融合、感情共振之乐，朋辈支持，抱团取暖，互爱同乐。最后，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包括社会的温暖关怀、亲人的亲情关心、朋友的友情支持和爱人的爱情滋养。

　　一是在全社会倡导学习变老，培育银发文化。学习变老，是社会上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学习主题。在人们真正变得衰老需要照料时，国家能够通过制度和服务，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以捍卫每一位老人的尊严。拥有健康时，追求价值；丧失健康时，追求尊严。变老(aging)是需要学习和适应的事，是每一位公民的必修课，政府在其中也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进入老年的人们需要提前通过学习，在生理和心理上准备好进入老年阶段。此外，发挥社区作用，帮助居民学习和准备人生的这一阶段。多管齐下打造适老化社会和人生，才能更好地造福民众。

　　二是注重培育激活养老需求。养老需求是助推银发经济特别是养老产业发展的核心动能。中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失能化趋势明显，预计到2050年，80岁以上高龄人口将突破1亿，约占老年人口总量的1/4，此后将长期保持在1亿左右。失能和半失能人口也将从2017年约3900万上升至2050年约8200万。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20年我国失能老年人达到4200万，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达到1.18亿。我国独居老人比例还在继续增加。独居空巢老人的困难集中表现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减弱。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呈刚性增长，但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仍然严重不足。

　　三是大力倡导发展兼具自由度和舒适度的机构居家化养老。从国际经验看，西方发达国家从人口老龄化初期大力发展机构养老，逐步转向“去机构化”和“机构居家化”。当前我国养老机构亟待改变自身的刻板形象和管理高于一切的模式。应大力引导发展更多关注自由度和舒适度的机构居家化养老，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精神护理和慰藉。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机构尤其是民办养老机构面临护理人员短缺、年龄偏大、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流动性大等难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