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中的上海人，乘着东风投资下海，是最早完成财富积累的一批人。他们买奢侈品，吃上千元一顿的大饭店，时髦又意气风发。
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少数。普通人因为种种原因，与时代红利擦肩而过。有的经历拆迁也没有暴富，有的曾经抓住了机遇但一朝破产，还有的两代人守着小房子，从来都没看到翻身的契机。
我外公外婆那一辈，都是农村出身，没什么文化，工作不是特别好。外婆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退休还有一点养老金，外公开了个五金店，小生意只能勉强养家糊口。
我奶奶很早就去世了，爷爷一个人带6个小孩。解放前爷爷开过小商店，后来公私合营，不能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所以还把一个儿子送人了，现在早已失去联系。
我小时候还觉得我们家是城里的，挺有优越感，后来才发现人家有退路的“土著”都是在乡下有地的，拆迁分房也要靠地。所以我们基本从祖父母辈就失去了暴富的机会。
我妈一开始在烟草集团做临时工，转正后也只是最基层的营业员。我爸从国营单位下岗后，先是在政府机关当保安，后来去了私企。
他们不仅没吃到红利，甚至成了时代的牺牲者。我爸转到私企后，原单位的公积金、养老金年限全部被折半计算，标准也随之降低，所以社保、公积金、养老金的数额直接少了很多。
他们分别是初高中学历，既没文化又没人脉，我妈到退休连先进员工都没评上。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做生意买股票，他们也是受眼界限制，完全没参与过。
从小家里的条件只能保证温饱，娱乐和享受基本没有。小学时还没发觉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到高中、大学，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别人学音乐、画画等等兴趣班，寒暑假出国旅游，我们家都没可能。直到现在，家里连代步车都没买。
我大学上了个普通本科，又是文科专业，择业选择并不多，来了现在的单位，但是没有编制，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在考公考编。现在想来，职业规划方面确实是滞后的。
一方面，家里经济条件差，一方面因为我是女孩，父母没有努力买房的想法，2010年后房价飞涨，更买不起了。我们一家一直住在分的50平老房子里，非常逼仄。我想搬出去，但是靠工资买不起房，租房呢，家里提供不了支持，便宜的公租房离我的单位又很远。我还想辞职备考，但家庭条件根本不能托底。
我每天都在感受跟其他上海人之间的落差。被问到为什么家里只有一套房太多次，到后来都懒得解释了。人家收的房租都比我工资高，而我的工资全部都要用来生活。
我父母都是知青返沪。父亲下乡到大兴安岭的漠河火车站工作，母亲在小兴安岭，上世纪90年代调回上海。据说我爷爷奶奶是从苏北逃难来的，当时在上海无主的荒地上圈起来，就成了一个村落，也就是传说中的棚户区。爷爷36岁就去世了，奶奶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所以爸爸当时下乡特意去了很远的地方，可以拿到更多的补贴。他还经历过大兴安岭火灾，拿了三等功。
母亲祖籍是苏州东山，家里曾经还有观前街的地契，但是我小舅舅当时出去“混”，把财产全部卷走了。我妈妈小时候就是穿高级连衣裙、小皮鞋的，后来虽然条件不好了，但她心态上一直特别要强。
父母是相亲认识的，1998年以前，我们就住在棚户区的房子里。房子是我父亲自己一点点建好的，为了省钱，很多木材都是他托火车货运从大兴安岭运回来的。房子又破又小，做饭要生煤球炉，后来换成液化气罐，每次换那个罐的时候我都害怕要爆炸。小时候最羡慕公房的一点是有抽水马桶，有一次暗恋的人看到我拿着马桶从弄堂出来，真的超尴尬！
父亲因为插队落户，在漠河火车站做了个小官，直到我四岁他才调回上海，但是回来要降级，他就在一个小车站做值班员，一直到退休。母亲回来后，一开始在制作皮衣皮手套的国营工厂，后来就下岗了。有段时间特别流行皮夹克，她刚好有技术，就搞了个缝纫机，在家加工皮夹克，赚到过小钱，好的时候能有上万。
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只记得所有的衣服都是妈妈做的黑色皮夹克，耐摔经用，每天都是一身黑，真的很痛苦。妈妈尽量找了彩色的皮帮我做镶边，现在看来就是不太懂设计，不然可以很好看。
皮夹克的风潮很快过去了，加上妈妈身体吃不消，就不做了。因为奶奶身体很差，她就去参加护理培训，后来在红房子医院的杨浦院区（现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做打扫阿姨，每月拿300元。我妈妈是非常积极向上的人，觉得不管哪一行都要做到最好，在阿姨里她也做到了头头。
1998年我13岁，我们家拆迁了，但是并没有因此暴富。我们选在离父亲工作单位比较近的宝山区，倒贴了4000块钱，才住上了70多平米的公房。虽然质量一般般，好在有了抽水马桶。其实当时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还是我家的远房亲戚，只能说上海人真的有点顶真（秉公无私）。
认购券风靡的时候，棚户区很多人想买，但是没胆子，做生意就更别说了，很多人赚了一点小钱都守不住。我家没什么理财观念，只会存银行，都没想过买个不动产。加上奶奶生病卧床三年，需要用钱也离不开人。
我虽然学习一般，念的专科，但是工作运还不错。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凯悦酒店，后来又去了悦榕庄、EMI中国，见得多，思路也更活跃，有了一定积累之后自己就开公司了。现在奋斗到中产水平，儿女双全，在天平路街道有学区房。
我和我先生都是典型一路奋斗来的上海人，喜欢“鸡”自己，我这两年边工作边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本科，刚刚拿到毕业证，打算继续考研究生，我先生也在考虑读博深造。
父母那一代人，没吃到时代红利其实才是常态，那时候骗子很多，不是谁都敢出去做生意。因为上山下乡吃过苦，他们的观念往往是，“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很好了”。
我爸爸在上世纪80年始经商，开海鲜饭店，上海做起来之后，又去南方开分店。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搞KTV，然后是混凝土生意，接项目工程，正式发家致富。
我妈妈那会儿完全就是“名媛”。不上班，日常就是带着小姐妹吃吃喝喝，一件外套都要三五千。最近哈尔滨不是很火嘛，她当年就是去哈尔滨买貂绒帽子和皮草，她还说Maxmara是良心品牌，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几千块一件，现在都没怎么涨（我现在也觉得很贵）。
我小时候生活条件很好，幼儿园读的是总工会，穿小皮鞋、洋装裙拍写真，还有进口的玩具车开。上寄宿制学校，我妈怕老师不喜欢我，就带老师去伊势丹购物，没钱了就打电话让我爸开支票。她最怕的就是爸爸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让她拿一麻袋现金回上海，因为以前治安没那么好。
1993年左右，父亲开始涉猎地产行业，买下了一些地皮，后来就不太管公司了，每天吃吃喝喝，去澳门。1998-1999年左右，公司破产了，因为他把公章交给上海公司里信任的人，结果被卷走了所有钱，东窗事发后，再赶回来已经来不及，人也跑了。
当时项目资金全断，工程停摆，只能把资产低价卖给能迅速接手的朋友，换成现金弥补亏空。之后我们全家搬到了爷爷奶奶的老房子，当时我还小，感受不是很深刻，只是觉得玩具少了，房子变挤，妈妈不带我出去玩了。
家里破产后我妈妈学着做水果生意，也在电信营业厅和啤酒公司上过班，后来学了烘焙，在酒店做高级点心师到退休。爸爸又创业好几次，都不太如意，最后去了兄弟的公司做人事。
我自己就和普通人一样上学、打工、攒钱，按照上海人的平均实力，应该还在奔小康的路上。结婚时不想买房，觉得租房一辈子挺好的，但是拗不过双方父母，他们出了首付的大头，现在我也成房奴了。
致富这件事从来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在那个时代，我的父亲一定是勇敢的、有先见之明的，但是他可能缺乏持续发展的能力，或者心态上膨胀了，最后失败也很正常。